近年，三星堆遗址八大祭祀坑先后被发掘，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赞叹其丰富多彩的器物遗存。对于古蜀文明的文明水平，一些学者认为其还处于“神权”时代，另一些则认为处于古蜀文化低谷期。古蜀文明水平究竟有多高？笔者认为，可从早期文明演进“五阶段”的角度进行探讨。“五阶段”指原始社会末期的神邦，步入文明社会后的城邦、霸国、王国、帝国（刘俊男：《论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演进的五个阶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笔者认为，古蜀文明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经历了城邦、霸国、王国三个阶段。成都平原5000年前的遗址尚在发掘之中，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宝墩文化时期该地区似未经过神邦阶段而直接进入城邦（或邦国）时代。

宝墩文化一期诞生城邦

对于城邦，国际学术界曾有详细且专业的解释，其内涵和外延也较为复杂。本文中的城邦仅指以古城址为中心，包括周边农村在内的初级形态的国家，这符合中国的考古实际。恩格斯说，“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据此，笔者认为城邦的特征是城内有统一规划的区域布局；拥有防御性城墙（含瓮城式城门），有贫富分化以及此二者所体现的阶级性；有与首领或公共事务相关的人牲、人殉等行使公共强权的行为；有宫殿式大型建筑群；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等。

过去由于考古资料有限，一些研究者或认为宝墩文化虽有城址，但城的坡度较缓，起不到防御作用，也没有发现强制性公共权力的证据，尚处于“酋邦”阶段。随着近十余年新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出现，我们发现，宝墩文化时期至少出现了宝墩文化一期兴建的宝墩、高山、双河、紫竹、盐店等古城，其城址明显具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多有防御设施。目前至少在盐店、双河、芒城、紫竹发现了回字形双重城墙和壕沟，壕沟宽度一般在10—30米之间。宝墩古城现存最高处有5米高，加上2—3米高台地地基，可达7—8米，而且坡度较陡。宝墩文化一期的古城皆有城、壕，唯高山古城墙外侧被唐宋遗存打破，壕沟不明。宝墩文化的城与壕共同构成防御设施。第二，宝墩文化的大城中一般都已发现可能为宫殿的建筑。如宝墩遗址鼓墩子地点属宝墩文化一期的F1—F3，呈一线分布，F1达200平方米以上，与附属建筑二房呈品字形。其北部的F2呈田字形，门朝F1。其南面的F3是一座占地300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应为当政者宫殿式用房。其他各城皆有5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址。第三，出现人祭、人牲现象。高山古城发现人祭坑、奠基坑各1个。另外，宝墩城址大型建筑附近也发现有特殊葬式，很可能也是被捆缚的人牲遗迹。第四，墓葬出现贫富分化。高山古城发现有大型墓葬，如该城宝墩文化一期89座墓葬中，少数墓室达10平方米以上；有的墓葬随葬少量高档私人物品，如M13 随葬象牙手镯（钏）一对，而一般墓葬不见随葬品。10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室以及奢侈品象牙手镯的存在，表明了贫富分化的出现。第五，双河古城第一、二期之间的灰坑中出现了三孔石钺，这是权力的标志物。

高山古城、宝墩古城发现的大墓、人牲、人祭、城壕、宫殿式房址等，表明该时期强制性公共权力（城邦）的出现。

宝墩文化二期可能出现“霸（伯）国”

本文中的“霸（伯）国”指各个弱小国家承认的霸（伯）国（或称“宗主国”）。宗主国使附庸国从属于自己，干预其内政和外交。附庸国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城邦到王国的过渡阶段。宝墩古城宝墩文化一、二期遗存发现多组大型建筑基址，鼓墩子3组，田角林、蒋林、杨机坊各2—3组。内城中心鼓墩子三组大型建筑基址分布在一条直线上；蒋林（杨机坊）3组建筑呈品字形布局；田角林二组大型建筑基址不在一条线上，而方向相同。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筑坑规矩、布局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都在200平方米以上。考古学者推测内城甚至外城的每个聚落点均有一组大型建筑，这些大房址大部分当是贵族们的宅院。

在宝墩外城西南区域还发现夯土台基，残长20余米，宽约6米，高约1米，其东侧保留有约15米宽、40米长的活动面。台基被宝墩文化二期偏晚的灰坑打破，台基的土壤中含有少量的红烧土，台基面可见8个柱洞有规律地排列，也当为礼仪性建筑。

宝墩文化二期时，宝墩、高山、双河、紫竹、盐店、芒城数城并存，后面五城处于各支流之上，宝墩古城处于各支流交汇的下游平原中心之地。宝墩城址一期末二期初由一重城垣变成内、外双重城垣，面积由一期内城的约60万平方米扩展到二期外城的276万平方米，是古蜀地区其他城的5—9倍，且拥有多组大型贵族式房址。宝墩文化二期六城都有防御性城壕，但并未发现各城间的战争迹象，各城之间当有协调机制，宝墩古城很可能就是协调机制中的“老大”。它本身的强大和高规格，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居百河朝宗的宗主地位，表明宝墩古城城邦是宝墩文化众城之中的霸（伯）国。

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为霸国

宝墩文化三期时，众多城址消失，有迹象表明是大洪灾所致。郫县、鱼凫古城是灾后川西平原的新城邦，文化面貌与一、二期有别。郫县古城房址F5为大型干栏式建筑，当为宫殿。此外，郫县古城还发现了城门，这说明城不是用来防水的，而是防御性的。这些现象说明宝墩文化三、四期依旧有城邦存在。

宝墩文化第四期，鱼凫、郫县、三星堆等遗址皆出现了高柄豆、三足盉等新器物，与宝墩文化器物同时存在，或称为鱼凫村文化。三星堆仁胜村、成都青白江三星村遗址皆发现了距今约3800—3700年宝墩文化四期的大墓，还发现了象征特权的玉石和象牙制品，表明贫富分化的加大。多源遥感研究发现了宝墩文化时期一内一外的双城遗迹，又因为宝墩文化时期各大型遗址皆有城，孙华、雷雨等学者作了分析，认为其时应有城的存在。据遗迹分布区域估算，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遗址面积约4平方千米，是特大型遗址。因此，三星堆遗址一期晚段应是成都平原的一个新的霸国。

三星堆文化时期已出现王国

我们所称的“王国”，是指由众多原为城邦的单位组成的大型国家。王国或实行分封制，或间接管理其他城邦并使其变为自己管辖之下的地方机构，地方首领成为国王部属。如果说城邦是由“君主”亲自管理属下乡村组织而建立的国家，那么“王国”则由二级及二级以上政府分层管理乡村组织。

位于三星堆遗址西部的仁胜村地点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墓葬的贫富分化现象， 29座墓中只有5座墓有随葬品，其中，M5、M29分别随葬12、18件玉、石、骨等器。墓中将玉器和象牙作为随葬品，突出了墓主人尊贵的身份，而随葬品中出现了象征军事权力的玉斧、象征宗教权力的玉璧，反映墓主人生前可能为军事、宗教首领。贫富分化与城墙联系在一起，可以判断强制性暴力机器——国家的存在。

至2021年，已发现三星堆文化晚期的8个祭祀坑，年代距今约3200年，其出土青铜器、玉器等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太阳与龙凤等崇拜，出土的大量武器（戈）象征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如此大的规模与如此多的器物，其繁荣是宝墩文化不可比拟的。

始于三星堆遗址一期末二期初的三星堆文化古城，面积由宝墩文化末期的约4平方千米发展到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约12平方千米，是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时期唯一的城址。再从川西平原整体来看，原来的八大城址减少为一个特大城址，表明政权更为集中了。三星堆文化超过宝墩文化的范围，东达峡江、鄂西地区，说明三星堆遗址是更大范围的文化共同体，三星堆城址先民当管理着这个共同体。三星堆文化次级遗址较为少见，而且间距较大，当是三星堆文明的二级机构所在地。以上各特征是三星堆文化存在“王国”的重要标志。

据以上迹象，以及自宝墩文化以来的城市发展脉络，我们判断三星堆文化时期，王国已经出现。金沙遗址遗物与三星堆文化多雷同，当属三星堆政权迁徙或同时存在的同一政权或两个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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